“大伯，我们上学去了。”每次看到侄儿侄女在上学路上用普通话与我打招呼时，我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欣慰……
我生长在农村，祖祖辈辈彼此间的语言交流方式全是本地方地地道道的壮话。就拿我父亲来说，他由于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，尽管解放后当过兵，退伍后仍和村里的大伙儿一样，不会讲普通话。在不经意间，冒出点不同的语言，那也只是些许易学、易会、易懂的桂柳话（即桂林、柳州话）。在那时，先天的不足和信息的闭塞，使大人们所讲的普通话就像两三岁小孩呀呀学语一样吞吞吐吐，语音不全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，我适龄步入学堂。开始接触我期待已久的普通话。从声母到韵母，再到所有汉字的拼音组合，我都能认真听老师授课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已经能用普通话朗读和背诵课文，还被学校招进文艺队，经常在晚间下乡演出。但是，由于那个时代，以及当地的环境，普通话只限在课堂上和演出交流。中学毕业回家务农后，我所钟爱的普通话便被尘封在记忆的长河中。
我重振“普通”雄风，是在1985年的秋天，西瓜收获的季节引来众多北方老板的抢购。有一天，我带老板下村收购西瓜，一位瓜农把一担上乘的西瓜放在磅上，喊老板过秤。老板用普通话问他：“大叔，你的瓜好不好，质量怎么样啊？”瓜农回答说：“不好，宁啊！”“不好就不收，轮到下一位。”老板边说边把瓜农的西瓜放在地上。谁知道就这么一句话，瓜农和老板便吵了起来。我见状后忙上前做解释，当场让那位瓜农剖开三个约40斤重的大西瓜，经老板确认是好瓜后，双方才哈哈大笑起来，交易成功。原来，老板问瓜农西瓜“好不好”，而瓜农听到普通话的“好”字在当地壮话的意思是指颜色是白的，以为老板说他的西瓜熟度不够，瓜瓣还白。还有，瓜农讲出的“宁”字又是壮话，即普通话“红”的意思，老板肯定不知其意了。“如果会说普通话，我就不会损坏这几十斤瓜了。”瓜农痛惜地说道。从这则真实的故事中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会说普通话的价值。每到瓜果飘香和蔬菜成熟的季节，我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，带着南来北往的客商，走进田间地头，充当“翻译官”，当然也能从老板那里捞回一些“外快”。到我国全面推广普通话，我由衷地看到，我身边的人们彼此用普通话交流，分不出谁是城里人，谁是乡下人。言语间那种文明的程度，大大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。同时，通过普通话交流，使我及时了解和收集到很多新闻信息和材料，写成稿件在报刊（电台）发表和播出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土记者”。
二十一世纪是信息高速飞跃的新时代，电脑已陆续进入农家。在操作中，我用普通话与新老朋友交流，从小小的荧屏里看到了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，来充实自己的“普通”人生。